国资委副研究员周丽莎：国企改革为非公经济带来机遇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早在中共十四大中央就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从而出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中国经营报》记者就国企改革中，非公经济参与深化改革这一主题专访了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

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经营报》：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重要论断，这其实是进一步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平等市场主体地位。当前的非公经济与以往相比，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非公经济的作用发生了哪些变化？

周丽莎：的确，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加快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国有企业改革都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带来机遇，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到提升发展的新阶段。近年来。民营经济的产值占GDP比重、纳税总额占全国税收比重、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均已超过半壁江山。全世界有1/3的人口在使用华为的产品和服务，2017年腾讯市值排名中国上市公司首位，一批大型民营企业逐渐崛起，走入世界的视野。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平均每户私营企业可带动8人就业,每个个体工商户可带动2.8人就业。从城镇就业来看,2016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分别比2013年增长38.2%和47.9%,分别比2013年提高4.1和7.3个百分点。

非公有制经济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已基本形成，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享受同等待遇、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实现了共同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经营报》：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轮去产能过程中，关停的很多都是中小企业，国企规模较大，形成了“剩者为王”的格局。如何看待国企和民资在这一过程中的关系？

周丽莎：由于企业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市场过分强调竞争、忽视产业布局合理性等历史原因，我国钢铁、煤炭、炼油、医药、建材、水泥等行业存在着产能严重过剩或产业集中度不高的问题，企业数量多且过于分散，引发市场恶性竞争，企业经济效益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去产能的整合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在这种竞争格局下，非常需要行业排头兵企业引领行业调整优化结构，重构行业价值链，重塑行业竞争力。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等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合作创造了政策环境。国有企业依据市场机制进行重组整合，不仅解决了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或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也实现了国有企业规范化与民营企业效率化的相互融合，国有企业品牌效应与民营企业地方资源的有机结合。

二是竞争性过剩产业的联合重组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目前国内一些行业由于片面追求规模扩张、过分强调竞争、忽略整个产业合理布局等原因，产能严重过剩，低水平恶性竞争严重。这些行业的联合重组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通过深化改革增强了活力，壮大了实力，担当起行业发展和产业调整的领导者角色。联合重组对于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组织结构，促进产业协同，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应该鼓励和支持这样的联合重组。

三是一些行业如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低，且行业产能严重过剩，面对国际巨头的竞争压力与日益强调的环保压力，国内钢铁业必须尽快通过重组整合，做大做强一批钢铁企业，实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在分析具体案例上，一些民营企业可能由于决策投资控制风险、家族管理人员接班、产品技术换代、重新选择行业投资等因素，愿意并主动寻找被国有企业购并实现再次发展的机会，产生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关停。

《中国经营报》：那么在这一大主题、大环境下，非公经济该如何调整自身？

周丽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都是市场公平竞争的主体。国企在价值链合作选择合作方时，与民营企业的关系是独立的自主的市场交换关系，更多考虑的是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质量管控能力能否达到配套要求，并不存在所有制形式偏好甚至歧视。一些民企以其技术、装备、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会有更大优先权。

国企在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经营报》：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民资企业经常呼吁，更多的领域向民资开放，你认为该如何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在哪些领域，国有资本具有发展优势？

周丽莎：其实，经过多年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发生深刻变化，逐步成为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通过公司制股份制改革，90%以上的国有企业实现了产权主体多元化，公司治理不断完善，企业活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市场化运行机制更加完善，集团化管控能力不断提升，企业运行质量和效率、发展活力和动力不断提升。

2017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增长13.6%，利润总额增长23.5%。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排行榜发布，274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榜，占比54.8%；营业收入占比71.83%；资产占比86.19%；净利润占比71.76%；纳税占比85.87%。

此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国有资本越来越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一批优势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排头兵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在载人航天、探月、水下机器人、高铁、核电、造船、农业、家电、重大水利工程、冶炼、能源、发电、勘探、计算机、通信技术、建筑等各个方面几乎全面进入国际先进技术行列，部分技术领先世界。2017年财富公布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国115家入榜企业中有48家中央企业、18家地方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排名大幅提升。

中国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国家“走出去”战略，持续增强创新能力。目前中央企业境外资产规模超过6万亿元，分布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业务已经由工程承包、能源资源开发拓展到高铁、核电、电信、电网建设运营等领域，有力提升了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一带一路”建设也在加快推进，共有47家央企与沿线国家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以亚吉、蒙内等一批铁路项目、中巴经济走廊电力项目等为代表的重点项目，有力提升了沿线国家互联互通水平，带动了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必须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

《中国经营报》：在谈到国企的成就时，我们也观察到，过去是企业办社会，近年来，国企剥离社会资产，是否可以看做是国企自身减压，把压力疏导给了社会？

周丽莎：历史上，国有企业承担“三供一业”职能，对促进企业生产、保障职工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仍然承担“三供一业”职能，不仅给企业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影响主业发展，制约企业提升竞争力，而且与社会化、专业化服务机构相比服务水平偏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这些问题更为突出，已经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障碍。

推动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中央高度重视，专门安排预算用于支持中央企业和中央下放企业开展“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财政部会同国资委研究制订财政支持政策，对中央企业和中央下放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费用给予补助，并分别针对中央企业和中央下放企业制定了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印发了《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下放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2016〕31号）等有关规定，中央财政通过预算安排，用于支持中央下放企业对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相关设备设施进行必要维修改造等方面支出的专项资金。通过财政资金扶持，基本实现分户设表、按户收费，交由专业化的企业或其他机构实行市场化、社会化管理和服务，中央下放企业不再承担“三供一业”费用。通过资产剥离实现了以下优化配置：一是让国有企业轻装上阵，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剥离办社会职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采取分离移交、重组改制、关闭返销等方式，剥离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和所办医院、学校、社区等公共服务机构，继续推进厂办大集体改革，对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施社会化管理，妥善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为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

二是由专业化企业进行社会化管理，实现资源市场化配置。由专业化企业进行社会化管理，不仅能够让国企剥离负担、轻装上阵，专业化管理也将改善家属区职工的生活条件，最终实现分离企业、企业职工、地方政府及接收单位多赢的局面。

三是在剥离“三供一业”过程中，完善制度规范福利。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剥离“三供一业”等职能的过程中，各项进展要放在阳光下，让国企出资人或纳税人成为改革监督者。完善相关制度，准确定义国企角色，规范国企职工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