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三原色——红黄蓝，它们不断复加、融合，成就了绚丽无比的世界。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杨百寅教授身上都有一种多元的色彩。

他眉宇间镌刻着学者的理性、儒雅与清朗；言谈中透着些机关干部的低调与谨慎；走起路来，倒还有几分当年下地插秧的架势。

他吃过很多苦，可脸上总挂着恬淡满足的微笑。

他经历丰富、阅尽沧桑，研究“人”已近30年，可眼中总流露着一种似乎不谙人情世故，甚至近乎童真的光芒。

他走上讲台，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走进生活，却朴实平和、谦逊异常。

他经受社会主义、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却称自己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他久居海外，可浓郁的苏南口音和信手拈来的国学经典，无时无刻不在诉说着他的家国情怀。

生于忧患 长于动荡

“达尔文说的很对，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往往并不是那些最聪明、最强壮的，而是最能对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

1962年，杨百寅出生于江苏常熟。

常熟，“年年丰收的地方”，因年年稻米成熟，没有饥荒的年成而得名。这里自古人杰地灵、人文荟萃。“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水利泰斗张光斗，还有多位两院院士都诞生于此。

虽处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可生在那个年代却算不上什么幸事。刚刚结束了三年困难时期，就迎来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杨百寅的少年时代就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荡中度过。

“我父亲早年参加新四军，后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是‘走资派’，外公是富农，‘地富反坏右’我家就占了两个。”因为出身不好，他差点连高中都上不了。幸亏有一位年轻老师仗义执言，才让他免于失学。

“文革的冲击对我的思想影响很大。跟家庭优越的人相比，我只能通过自己的奋斗来改变命运。因此，我也更加努力，更喜欢独立思考，也更容易感知时代的变化。”

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1976年9月9日的下午，当时还在读高一的他，在放学的路上，听到了从田间的高音喇叭里播送的一代伟人逝世的消息。他确信无疑地跟同学说，“看来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也许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也要到来了”。

他的预感是对的。就在这一年，“几位伟人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大事频发、山雨欲来，整个国家处在一种重大变革前的不安与躁动之中。

如果说，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是个不幸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对杨百寅来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1978，曾有人这样描述：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着这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迈出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跨越。从此，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开始告别贫穷，迎来长达1/4世纪之久、年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的崭新时代。

这一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元年。

这一年，也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刚满16岁的杨百寅，带着一种无比的畅快参加了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大学数学系，与小至15岁，大至32岁的同学一起，开启了崭新的人生。

“那时候，国家正在宣传陈景润和他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鼓励学子们摘取科学顶峰上的明珠，我也为之激励，就报考了数学系。现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做的比较好的几个数学家，像田刚、夏志宏也都是那个年代的南大校友。”

杨百寅多次感慨自己是幸运的，虽说生于忧患，然而在决定他人生走向的关键时刻，一个个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同样成为他人生的“拐点”。

社会变革 人生转型

“社会需要企业家、官员，也需要学者，问题是你对自己的定位要准确。我在现在这个岗位上，也感觉很有意义。”

数学，有人称之为冰山上的雪莲、抽象思维的牡丹，然而要想沉醉于这种抽象之美并以此作为终生奋斗目标，可能需要非同一般的专注。

“我可能更偏好对社会和人文的观察与思考，所以开始觉得数学有些枯燥。再加上当时中国已经开始重视经济建设，我感到还可以有数学家以外的责任，所以就不太想搞数学了。”

由于转系困难，杨百寅还是扎扎实实地学了4年的数学。“系统的数学训练给我的好处是比较缜密的逻辑思维。”这个学科背景对于杨百寅后来的学术研究也大有裨益。作为人力资源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主持开发的学习型组织理论模型和科学测量工具（DLOQ），已被译成7种文字，并在国际上得到广泛使用。

大学期间，杨百寅如饥似渴地读书，尤其热爱国学经典和深刻描写人性的西方文学名著。

毕业分配时，因成绩优异，杨百寅获得去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一个名额。本来要去地理研究所从事经济地理研究，然而，阴差阳错，最后却到了南京分院人事教育部门，且一干8年。

“那时真是年轻气盛、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壮怀激烈”，杨百寅一口气用了4个形容词来说明当时的心态。“当时的院长对新分来的大学生很好，给安排了带套房的集体宿舍，还让我坐他的汽车回学校拿行李。车是伏尔加的，还是属于省级机关的。省级机关的车牌号都是一千号以内，交警一看车过来了，马上放行。当时觉得在机关工作还不错，有权力，还能当官。”他笑道。“但现在想法完全变了，做系主任也是勉为其难”。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阵痛时期，“凭票供应”、“脑体倒挂”、“学生运动”、“孔雀东南飞”等社会现象纷至沓来，荒诞的、幼稚的、先进的、积极的，各种思想行为并行不悖。

杨百寅也在80年代末期下过海，与朋友合伙搞过一个做办公自动化的公司。

“一个人如果有理想，他的血液肯定是热的，是沸腾的。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在机关做到一定程度，感到比较单调，下海也在情理之中。但由于时间和机遇的关系，后来出国了，就没再继续。这可能就是人生的际遇吧。如果杨元庆出国了，可能会成为学者或是计算机专家；如果俞敏洪出国了，可能就没有新东方了。”

他本来是打算沿着仕途一直走下去的，但后来因为受到“高人指点”，就出国读书了。“当时是和一位曾经留苏的老领导聊起来，他说四个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机会还是出去看看。我也觉得应该出去开开眼界，不能做井底之蛙。”

北美游历 初试锋芒

“人有理想，就会充实。人最大的幸福就是，知道理想是什么，但还没有实现，就在快要实现的一刹那，就是幸福。可一旦实现了，就要寻找新的理想。”

1990年，已成家且近而立之年的杨百寅，带着对于社会和人事工作多年的观察与思考，来到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攻读硕士学位。

原本毕了业是要回去继续仕途的，“可工作以后再读书，我以前那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开始改变了。我想继续读书，就转到美国读博士了”。

从此，他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先是在佐治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人力资源开发专业获博士学位，又先后在奥本大学（Auburn University）、爱达荷大学（University of Idaho）任教。5年后，他毅然放弃已取得的终身副教授职位，来到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从助理教授开始，并在短短5年之内成为终身教授。

“戴建岗（清华经管学院特聘教授）是我老乡，也是我本科同学，他说我当时住的地方像天堂一样，美国西部的爱达荷州环境优美，旁边是黄石公园，空气很好，为什么还要离开。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自信，觉得应该没问题，最后还是比较顺利地过去了。包括后来已经在美国拿到正教授了，为什么还要回国，但我觉得应该回来，就回来了。”

“理想是个无穷大的东西，是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人最大的幸福就是，知道理想是什么，但还没有实现，就在快要实现的一刹那，就是幸福。可一旦实现了，就要寻找新的理想。生命的体会就是这样。”从他轻快的脚步和笃定的神情可以看出，他是幸福的。

在北美任教期间，杨百寅初试锋芒，研究成果开始获得学界认可。他先后获得（国际）《人力资源开发评论》2003年度杰出论文，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年会1998、2003、2005年度十佳论文等荣誉。回国工作以后，他还获得了国际人力资源开发学会“杰出学者奖”。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职业教育培训研究中心主任雅克布斯（Ronald Jacobs）教授评论他是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二至三个顶级的学者。

“我在北美学习和工作了十六年，其间六年时间攻读学位，十年游历了三所研究型大学。虽然在他人看来应该是属于学业有成一类，可是我内心常常惶恐不安。其中一个原因是学业上虽然取得一些成就，可是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并无多大建树。与那些在社会重大转型中提出创新思想的学者相比，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凭着良好的文理训练和个人的努力进取，做出一些研究成果来并不难。西方社会的发展相对成熟和稳定，需要发掘研究的问题并不显得那么有意义。作为学者，我希望寻找那些令人兴奋的研究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面对祖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现实和蓬勃增长的管理教育，我只能隔洋兴叹。我应该加入进来才能做出较为有价值的成果。当然，与华罗庚这样令人敬佩的学者相比，无论学问还是人格，我都自愧弗如。这恐怕就是为什么我几次拒绝你采访的原因吧。”

家国情怀 忠孝两全

“我相信个人理想和价值的实现，只有融入到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的大业中来，才更有意义。”

虽然久居海外，但杨百寅在骨子里还是个十分传统的人。对于家与国，他有着朴素而真挚的情感。

“我没有加入美国国籍，就是因为从小受的教育，让我有很强烈的中国情怀。我很感谢美国大学提供的学习和发展机会，这个过程让我开阔了眼界，给我提供了学术研究的平台，也加深了我对西方社会与思想的了解，可我觉得还是要回来。”

杨百寅有两个女儿，在美期间，他和太太要求孩子们在家都说汉语。他自己也在业余时间做过当地中文学校的校长。2006年刚回国的时候，老大正好上大学，老二在读小学。因不便转学，太太和女儿都还在美国，作为家中独子的他和84高龄的父亲一起在北京生活。

“我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小时候吃过很多苦，最对不起的就是我母亲。虽然她已去世十多年了，可直到现在我想起她还常常流泪。因为当时缺乏医疗知识，她得了癌症也不知道，还没过上好日子就去世了”，（沉默良久）“好在还有老父亲，我回国也算是忠孝两全吧”。“今年就好了，大女儿刚刚大学毕业，已经可以正式工作了，小女儿还在读初中，暑假一到，一家人就要在一起了。”提起家人，他又快乐起来。

1999年夏天，杨百寅应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的邀请，作为“优秀留学人员讲学团”的成员之一，回国在经管学院为研究生讲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此后每年暑期，他都来清华讲课或进行学术交流，与清华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感觉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治学理念、文化风气和理想追求与我个人的理念是匹配的，觉得这里应该是我实现价值和理想的地方。”

2006年，接受清华经管学院的邀请，杨百寅回国任教，而后出任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系主任。在此后的3年间，他获得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多项学术荣誉和教学奖励。他认为这是社会对自己的承认和激励，感到宽慰，也感到了责任。“下面我要好好做学问，争取把我们这个学科做的更好一点。”

“我都快50岁了，生命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笑），“回来以后总感觉时间、精力不够，每天夜里都要一两点才睡。但是跟国内一些EMBA、EDP学员接触，有的已年过60还在勤恳踏实地读书，看到他们求知若渴的眼光，我觉得再累也很值得，很充实。”

“中国的发展需要智谋与责任并重的政治家，但也需要良知与智慧兼备的学者和思想家。我们这个时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应该有一定的使命感，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适当对其中规律性的东西进行一些总结提炼，甚至上升到一定人文角度进行解释。进而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为企业、社会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思维。”

“我是幸运的，赶上了改革开放，有幸出去读书，接触过东西方两种文化和思想。我希望能在社会科学和管理学领域成为一个大家，努力做到学贯中西，创立一个融合中西方思想精华的管理学说和理论体系，并以学术的使命感培养一批学生，让他们把这种使命感传递下去。”

“我相信个人理想和价值观的实现，只有融入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的大业中来，才更有意义。说的大一点，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常常引用中国传统文献中的相关语言，赠送给清华经管学员，他希望中国企业家以“修身、齐家、治企、富天下”为使命，希望清华经管学院的学员实践“修炼、齐心、治学、兴中华”的理想。

三源并流 思想融合

“我国管理学的发展应该吸收不同文化的精华，从而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市场经济、政治意识、仁义道德，这三种反映不同学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儒家思想）的精华应该能够比较完美地融合。”

留美期间，杨百寅对组织文化的内涵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思索，系统地总结了中西文化差异对人力资源的影响，并首次提出中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受到三种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儒家思想和资本主义）和文化影响的学说。

他总结道，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发展道路十分曲折。最早是“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坚持制度和思想不变，只向西方学技术，买坚船利炮；行不通以后就开始思考进行制度变革。当时的争论是，究竟要温和渐进式的改良，还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结果革命占了上风。那个阶段一些学者把注重仁义道德的中国传统文化批得一文不值，然而思想上的东西要想彻底改变并不容易；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动荡，新中国建立，逐步开始走上了以政治挂帅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道路；再后来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竞争意识开始逐步为大家所接受。

他认为，可以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前，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讲的是仁义道德、天人合一、循环往复、万物和谐，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五四以后，传统道德纲常被逐渐打破，西方思想纷纷涌入，比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还有达尔文主义，传播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个人主义理念和自由主义思想。再后来，就是社会主义，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强调共同利益，弘扬奉献和公平。这三种意识形态都对经济机制和组织管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他看来，我国管理学的发展应该吸收不同文化的精华，从而建立和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理论体系。例如，儒家思想中道德的感召、和谐的理念，西方人理性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及市场机制带来的效率，还有社会主义提倡的奉献精神和追求公平正义等，都可以比较完美地融合。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法治、政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作为学者，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从理论上去探索中国式的管理，甚至中国的道路到底是什么？

“我是从社会底层很辛苦地过来的，有过多元的经历，不容易走极端，比较容易平衡。所以政治上也相对保守，还是偏向改良。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你对别人的历史没有理性、客观和充分的认识，就不能生搬硬套。”

对于中美两国目前的现状及未来发展，他认为，美国要反思他们的价值导向和消费方式，我们也要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

“美国只有全球5%的人口，却消耗1/3的资源，这种建立在强权和军事威慑基础上的发展方式值得深思，如果大家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地球早就承受不了了。”

“我们也有我们的国情，主要是人多资源少。举个例子，有两条船，每条船的负载是60人。美国这条坐了30人，而中国这边130人，严重超载，自由度和密度肯定不一样。所以中国社会可能会管得多一些，更按部就班一些，以便平衡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

“我并不过分担心中国经济搞不好，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再过二三十年超过美国几乎没有大的悬念。但是如果不在思想意识等深层次方面好好思考并逐步改进，一个国家五六十年国泰民安，可能就会面临新的、更大的挑战。”

对于中国的未来，杨百寅语气坚定，但也不无忧虑。

一分为三 和谐统一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听过杨百寅讲课的人一定都会发现，他对于“一分为三”有种特别的偏爱。在他看来，“一分为三”才是最平衡、最稳定的结构。

对于“一分为三”，他除了提出三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影响中国管理实践的观点外，还把西方政体里的“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行政），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地人”（天时、地利、人和），以及作为学者，他所追求的精神境界——“真善美”，和他希望企业管理人员具备的品质——“仁智勇”，都作为这一学说的重要支撑。

而这其中，恐怕又要数他独创的“知识的三元理论”最为著名。

这套理论中，他把人类拥有的知识分为“理性”、“感性”和“活性”三个层面。其中“理性知识”主要指依靠智商获取的理论性知识，“感性知识”是由感悟和洞察力带来的经验性知识，“活性知识”则是由情商决定的价值观和理想。

这三个层面的知识又分别由人们对于“理性”、“现实”和“自由”的追求所驱动，个人的行为都是为了维持这三个根本驱动力之间的平衡所作努力的结果。他认为，这三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而且每种知识的获取都是零到无穷大的过程，只有经过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才能不断达到阶段性的均衡。而这种均衡又能带来一定程度的幸福和自由。

企业组织也是一样，组织内部的理性知识是“战略与制度”，方向是效率和利润最大化；感性知识是“操作与实践”，方向是实际效果好、灵活性强；活性知识是“价值观与理想”，方向是公平和责任。而真正的学习型组织就是能够通过各种层次和方式的学习，使组织不断达到这三种知识的平衡，从而获得稳定而长远的发展。

杨百寅认为，真正好的理论应该简单易懂又便于应用，他希望这套理论能达到这个境界。

刚柔并济 外儒内法

“恩威并施，以德服人，刚柔并济，外儒内法。柳传志、任正非、张瑞敏、王石等中国优秀企业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儒家的思想。”

“中国的企业管理有不少是家长式的，对员工很仁慈，也很威严。同时，中国企业家也很会做表率，吃苦在先，这跟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一样的。这就是儒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同时我们的企业也在学习西方的理念。比如华为，他们的竞争意识和市场意识就比较强，他们请西方的咨询公司提建议，设计生产制造流程和人力资源机制，这都是在跟西方学习制度，学习理性的东西”。

因此，在管理层面，他认为一个好的企业组织，既需要道德感化和垂范，又需要合理完善的制度约束，同时还要有现实的体悟，三者必须结合，缺一不可。“光靠制度，没有精神指引，员工不会心服口服。但光靠道德感化，没有相应的制度，就不能有长期持续的发展。中国已经有很多成功的企业，我希望把这些东西总结提炼出来。”

对于“要标准还是要创新”的问题，杨百寅认为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他说，专制的管理不利于创新。但是对于企业，要看部门职能和需要。

思想型、研发型的部门，更应鼓励个体的独立思考和平等交流。但对于生产实践或执行部门，标准化、流程化，以及相互协作可能更为重要。

“站在全球范围也是一样，美国更像是研发部门，擅长创新，但是工艺精良的却是德国和日本。我们还是要兼容并蓄吧。”

采访结束前，我请杨百寅教授，作为一名研究人力资源的学者，谈谈对于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看法。

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非常有意义，正本清源。指出了我们的发展方向，不是为了GDP而GDP，为了经济总量而忽略人民福利。不是经济上去了以后，许多地方的环境破坏了，人的压力大了，人际关系变差了，幸福度也降低了。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

对于个人而言，他希望自己能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成为知识的发掘者、创造者、传播者。“终极目标是天人合一，人间大同吧。”他笑道。

刚刚出差回来的他，虽然还带着一丝因时差带来的倦意，可他的神情告诉我，他忙碌而快乐着。

兼容并蓄 天下和合

纵观杨百寅的人生经历，无不与国家发展和时代变迁紧密相连。

而“多元”已成为他和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脚。

多元意味着开放，意味着包容，意味着兼容并蓄、百家争鸣，也意味着与时俱进、动态平衡。多元，更意味着水乳交融后的凝结与升腾。

悄然间，他的家乡常熟在CCTV形象广告中的宣传语已由“年年丰收”变成了“常来常熟”，这一双关的表达，似乎也在彰显着一种类似于“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式的开放与自信。

他常引用老子的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然，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恐怕也是多元融合的魅力？

后记：

三年前，我就曾向杨百寅教授发过一封采访邀请，他婉言谢绝了。谢绝本很正常，可他那封言辞极其恳切、态度极其谦虚，且篇幅两倍于我的回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核心思想就是“还没做出什么成绩，离宣传报道还很远”。

之后几年，我也曾口头邀请过几次，仍未能成功。

三年后，我再次发出邀请，这回他接受了。“再拒绝你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大学里也做过宣传工作，能理解你们的心情，起码我要配合你完成工作，好向你的领导交差啊”，采访时他笑道。

他的确非常谦虚，同时，也非常懂得感恩。采访中，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差的还很远”、“还没做出什么”，或者“我是幸运的”、“时代赋予我……”，即使在描述自己学术理想时，也不忘在前面缀上一句“说的大一点……”。他还特地嘱咐我，“一定要平实描述，千万不要夸大其词”……

曾有不少志士仁人将“常怀感恩之心，永葆进取之心，时存敬畏之心”作为座右铭，其实这应该也是杨百寅和众多清华教授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