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谈中国大势·发展环境(39)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时间:2015-11-23
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向新常态过渡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际市场扑朔迷离,国内多年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开始显现,经济运行不断遇到新压力。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全面考虑国际与国内、经济与非经济、宏观与微观、近期与长远、改革开放与发展稳定等多方面因素,定向调控,灵活施策,精准发力。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遇到诸多的两难选择,需要综合权衡,慎重取舍。
那么,中国经济面临哪些两难选择呢?
第一,稳增长与调结构的两难选择。当前,中国既面临稳增长的任务,也面临调结构的任务。稳增长是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实现经济向新常态的平稳过渡;调结构是为了摆脱粗放发展的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从长期看,调结构与稳增长目标是一致的。但从短期看,调结构不一定有利于稳增长,因为调结构就必须淘汰落后产能,必须挤掉经济泡沫,必须让僵尸企业死掉,必须摆脱对刺激政策的依赖,但这会加大经济下行的压力,甚至造成经济波动。在目前的形势下,不稳增长可能守不住底线,不调结构就意味着“旧鸟不去,新鸟难来”,没有好的未来,这显然是两难选择。这就需要我们在稳增长的前提下调结构,在调结构中实现更好的增长。
第二,调结构与控风险的两难选择。调结构与控风险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两大任务。调结构与控风险之间既有协调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控风险要求稳定或少动,要求不要打破刚性兑付,要求政策的微刺激,但调结构要求淘汰落后产能,要求打破原有平衡,要求不再刺激,而这可能引发风险。如何平衡调结构与控风险是一个两难选择。这涉及到如何处理短期矛盾与长期矛盾的关系问题,近看须重控风险,远看须重调结构。这就要求我们在调结构的过程中注意把控风险,在控风险的过程中争取尽可能多地兼顾调结构的长远目标。
第三,控制风险与释放风险的两难选择。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经济已积累了一定程度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实体经济不景气、企业效益下滑、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过重、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资产价格泡沫、货币超发、热钱外流、股市和汇市波动等方面。如何应对风险有两种基本思路:一种是控制风险,严防死守底线,不让风险暴露和扩散;另一种是释放风险,即承认风险的客观存在,面对风险,打破刚性兑付,在严控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逐步释放局部风险,以缓解风险累积带来的压力。前一种思路短期好看,但风险还在累积,长期可能难看;后一种思路短期难看,存在控制不住的风险,但长期压力逐步减小,有利于倒逼和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如何决策乃两难选择。这主要看我们决策考虑期限是偏长期还是偏短期,当然也要看勇气和智慧。
第四,稳增长与保环境的两难选择。稳增长和保环境是我们都要的结果。但二者之间既有协调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协调的一面表现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循环经济既可稳增长也可保环境;部分环保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好的环境有利于招商引资;保环境可以促进环保技术进步;保环境可以保障人的健康,增加人力资本等。矛盾的一面表现在:提高环保标准和设生态红线会限制行业的发展空间;环保的公益性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环保罚款会增加企业的成本等。要强调稳增长,就要大力发展对增长贡献较大的产业特别是工业,而这要消耗较多的资源能源,排放较多的污染,总之不利于环保。而要保环境,就要提高环保标准,尽可能少地发展资源消耗多、排放大的产业,而这会影响增长。在这种两难选择面前,我们要尽可能在二者协调的方面使力,在二者矛盾的一面把握好平衡。
第五,扩大出口与留住资金的两难选择。扩大出口是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留住资金、不让其过多过快外流是维护国内资金链安全的必要举措。但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要扩大出口就必须让人民币贬值,而人民币贬值会引发热钱外流,使国内本已紧张的资金链更加紧张。而要维护国内资金链安全,就必须使人民币币值稳定甚至升值,而这会进一步恶化出口环境,不利于扩大出口,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这就是两难选择。这就需要我们依据特定时期的主要矛盾相机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该贬值时坚定地贬值,但又要将其控制在不使热钱大规模外流的范围内。
第六,靠政府还是靠市场的两难选择。政府与市场是人类历史上一对最重要、最复杂的关系,处理得好则繁荣,处理得不好则落后。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靠政府来发展经济或处理其他事情,往往速度快而且有力,但造成的扭曲也多,而且成本高、副作用不少。而靠市场来发展经济或处理其他事情,其好处是可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可以优化配置资源,但往往效果较慢,而且在市场并非公平竞争的情况下,还会带来扩大贫富差距等问题。这也是两难选择之一。理想的选择是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但达此境界需要较长的时间,需要一系列合理制度的配套。
第七,短期刺激与长期驱动的两难选择。短期刺激主要运用财税投资、货币金融政策,主要通过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对经济进行刺激。长期驱动主要通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即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对经济进行驱动。运用短期政策刺激经济,往往可以立竿见影,而且我们对此轻车熟路,但它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大。而通过“三大发动机”来对经济实施长期驱动,虽然可以解决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将“三大发动机”建成需要时间,有些“远水不解近渴”。两难也。如何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仅需要我们有眼光和智慧,而且需要我们有高超的调控艺术。
第八,向地方放权与向社会放权的两难选择。当前,我们正在推进政府的简政放权改革,这是全面改革的核心内容。如何“简政”是有共识的,无非是减政府权力、减机构、减人员、减税费等。但如何“放权”则存在争议,因为有两种放权的思路:一种是向地方政府放权;另一种是向社会(企业和民众)放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就引起了争论。向地方放权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可能激发“地方保护主义”,阻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向社会放权可以调动企业和民众的积极性,但这涉及到很多深层次制度的调整,非短期内可以实现。这就需要我们统筹推进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真正实现中国特色人本社会主义。
有两难选择是常事,也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并掌握好各种平衡,就可以在各种两难选择中游刃有余。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